全球性的“去煤”行動是否已經開始尚有待商榷,各國的“去煤”進程實際上并不同步。
根據2022年末國際能源署(IEA)發(fā)布的年度煤炭市場報告,全球煤炭消費量超過了2013年的峰值,再創(chuàng)新高;同時,全球煤炭發(fā)電量也刷新歷史最高紀錄。IEA還預測,直到2025年,全球煤炭需求都將維持在高位。
在歐美喊出“去煤”口號數年后,全球煤炭消費量不降反升,2022年,歐洲多國為應對能源危機甚至紛紛重啟煤電。在此背景下,全球煤炭轉型未來路在何方?近日,能源基金會專家李潔接受本報記者專訪,給出了自己的看法。
全球“去煤”進程并不統(tǒng)一
在李潔看來,全球性的“去煤”行動是否已經開始尚有待商榷,各國的“去煤”進程實際上并不同步。
“歐美等主要發(fā)達國家已進入以服務業(yè)為主的發(fā)展階段,能源強度、能耗總量均已進入下降通道,同時,也開啟了從煤炭到天然氣,再到以可再生為主的‘去煤’進程。”李潔向記者介紹,“而以印度為代表的中低收入發(fā)展中國家,能源需求還處在極速上升期,雖然也有能源轉型和碳減排的壓力,但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能不能開始‘去煤’還很難說。所以,評估全球性的‘去煤’進程,還要綜合各方情況來看。”
IEA的數據也證實了上述觀點。2022年,全球煤炭消費量首次超過80億噸,從地區(qū)看,印度和歐盟的煤炭消費量增幅較大;從行業(yè)來看,燃煤發(fā)電則是全球煤炭消費背后的主要驅動行業(yè)。李潔表示,雖然導致這一情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2021年就開始的能源危機首當其沖,再加上高溫和干旱加大了電力需求,減少了水電出力。另外,主要發(fā)展中國家的能源,尤其是電力需求,繼續(xù)隨著經濟增長而上升,短期內還不能完全由可再生能源替代。
李潔認為,歐洲煤炭消費量的上漲是短期現象,主要是為了應對能源危機而采取的應急舉措,不代表各國的中長期戰(zhàn)略方向。“一方面,歐洲反彈的煤炭消費并不是用于取代可再生能源發(fā)電,而是為了填補天然氣發(fā)電缺口。另一方面,歐洲在應對能源危機的同時還陸續(xù)出臺了一系列新政策,進一步提升了轉型目標,甚至縮短了轉型時間。因此,歐洲的煤炭消費量并不會一直上升,或者保持高位,也不會主導全球煤炭消費趨勢。”
針對當前全球面臨的能源供應緊張局面,李潔指出,事實上,早在2021年下半年歐洲就已經出現了能源危機,俄烏沖突的爆發(fā)令其加劇并蔓延影響到全球市場,雖然這在短期內確實會令全球“去煤”進程延緩3至5年,但是并不會影響煤炭退出的總體大趨勢。
電力、工業(yè)領域“去煤”任重道遠
從行業(yè)來看,IEA的報告顯示,發(fā)電仍是目前全球煤炭的主要消費途徑,2022年,全球發(fā)電領域的煤炭需求漲幅對沖了工業(yè)領域煤炭需求量的下降。對此,李潔認為,未來全球“去煤”轉型的“重頭戲”仍然在電力和工業(yè)領域,不同的地區(qū)之間重點則有所不同。
“在歐美等發(fā)達國家,由于制造業(yè)占比相對較低,轉型的壓力主要集中在電力行業(yè)。”李潔告訴記者,“這主要是因為這些國家已經基本完成了從以煤為主向以天然氣為過渡能源的初步轉型,正在向以可再生和其他零碳為主的電力系統(tǒng)推進。而像印度這樣的發(fā)展中國家,電力和工業(yè)增長都還處在高速上升的階段,‘去煤’轉型應該說還沒有正式開啟。”
從趨勢上看,李潔認為,可再生能源發(fā)電已經進入高速發(fā)展階段,未來在電力系統(tǒng)內必將取代煤炭成為電力的主要來源,而煤炭將逐步轉型為輔助調節(jié)或者備用電源。“對于電力行業(yè)來說,‘去煤’轉型的難點主要體現在如何協調各種靈活資源,安全穩(wěn)定地將可再生能源電力消納提升到很高的比例。”李潔說,“以我國為例,現有的輸配電基礎設施尚不能在省內、區(qū)域內及全國范圍內實現各種資源的有效互濟。儲能技術總體成本較高,而且零碳長時儲能還沒有很好的解決方案。另外,已有的電力市場機制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來幫助實現各種電源的成本和價值體現。可再生能源電量的價值、儲能的價值、煤電的輔助服務和容量價值等都需要相應的機制和體制來協助落實。”
而工業(yè)領域現階段出現的用煤下降趨勢,在李潔看來并不是因為有更清潔的能源替代,只是短期內需求下降所致。“鋼鐵、水泥、煤化工等高煤耗行業(yè)的煤炭替代技術大多未實現商業(yè)化和規(guī)模化,很多尚處于試驗和試點示范階段。從長遠來看,工業(yè)領域的‘去煤化’在技術方面仍面臨著較高的不確定性,未來的轉型要仰仗關鍵技術及其經濟性的突破性發(fā)展。”
我國“去煤”轉型潛力巨大
李潔表示,盡管情況各不相同,但國際上仍有許多經驗和案例可供我國參考借鑒。以歐洲最大經濟體德國為例,該國對煤炭的依存度也相當高,據李潔介紹,為了“去煤”,德國政府委托成立了退煤委員會,并于2020年通過了《退煤法案》。德國政府還制定了相應的經濟補償計劃,一方面通過直接投資和經濟補償對轉型受影響地區(qū)提供資金援助和轉型支持;另一方面則通過補貼加速煤電產能退出,建立了一個拍賣系統(tǒng),通過拍賣的方式讓電廠經營者選擇是否減少產能或者提前退役,并為此獲得經濟補償。
打造更為成熟有效的碳排放交易市場也有助于推動“去煤”進程。“碳市場配額設置較嚴、碳價相對較高,能有效提高化石能源,特別是煤的使用成本,從而提升零碳替代方案的市場競爭力,這將為煤電的退出起到關鍵的驅動作用。”李潔向記者表示。
另外,由于我國在發(fā)電和工業(yè)領域的技術上都已經達到了很高水平,末端治理也處于世界領先地位,李潔認為,我國在節(jié)能和傳統(tǒng)污染物減排方面的空間已經非常有限,可以通過發(fā)展二氧化碳的捕集、封存和利用技術來幫助減少碳排放,相關技術儲備對于將來實現碳中和也是必不可少的。
李潔強調,煤炭轉型勢在必行,而隨著全球對碳中和目標與路徑的進一步深入研究,對煤炭轉型的認知也應該更為理性。“首先,煤電退役不代表這些資產要被完全廢棄或者毀掉,煤炭相關基礎設施仍有很高的備用價值,這次歐洲能源危機就凸顯了這一點。其次,平穩(wěn)轉型事關重大。資金不能只用來支持新的低碳技術,要并重支持轉型安置。以煤電廠為例,無論是降低發(fā)電小時數、從基荷電源變成主要負責調峰和輔助服務,還是做容量服務、轉做災備,乃至提前退役,其貢獻和價值都應該得到承認和補償。”(記者 李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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